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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视阈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探析*
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19-02-26 09:59:52    文字:【】【】【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刻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由于“这项工程极为宏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2],将“集成”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和基本方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我们党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对整个国家治理这一重大社会实践具有导向、规制和调控作用,因此应当将其作为首要任务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轨道上来。这项任务涉及社会生活多个领域和层面,是一项极其重要和复杂的思想工程、系统工程,更加需要以集成思维和方法,来分析和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难题,以实现治理效应的最大化。广西热气球租赁

  一、走向治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现代演进

  从统治、管理到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大势所趋。治理这一概念产生较早,源于古典拉丁文或古希腊语,随着公共治理越来越受到关注,关于这个概念的界定出现多种说法,但至今仍是一个相对模糊和复杂的概念。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提出了一种比较被认可的表述: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和规章制度,以及种种非正式安排,而凡此种种均由人民和机构或者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而授予其权力。[3]治理不同于统治,也不同于管理,强调多元主体管理、民主管理、参与式管理、互动式管理,而不是单一主体管理,是对统治和管理的超越。党中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使“治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范畴,强调“国家治理”而不是“国家统治”,并明确了“现代化”这一应然目标和现实路径。这不是简单的言辞微变,而是深刻的思想革新,表明党对现代化背景下治国理政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各个领域和层面将发生深刻变化。

  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本质上反映的是一定阶级或社会阶层的经济政治利益,具体表现为包含这个阶级或阶层的政治目标、价值追求和道德规范等在内的思想观念体系,决定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映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思想观念体系。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取得政权后,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置于观念上层建筑中的主导地位,以此为指导改造社会、推动实践,从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随着我国现代社会治理模式逐渐代替统治模式成为实现制度有效性的理性选择,建立在制度上层建筑之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传播、管理方式也开始了自身的变革历程,逐步从传统的“统治型”、“管理型”模式转向“治理型”。这三种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意识形态统治强调统治阶级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资源的垄断性支配、强制性管控;意识形态管理强调统治阶级运用管理手段有效整合社会各种意识形态资源[4];意识形态治理则强调治理主体运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以及多种形式的治理方式,来整合意识形态各种资源,具有鲜明的协作性和动态性。[5]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从统治、管理走向现代治理,实现了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结构性变化,突出了法治化、综合化这一现代特征,意味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再走人治的老路,而是要致力于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建设,以法治的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和可救济性等优势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凝聚转型时期的社会共识,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二、综合集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思维转向

  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6]思维方式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直接表现,生产方式的变革往往带来思维方式的变革,而思维方式的变革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社会实践的发展与创新。

  近代科学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研究世界,把事物分解成局部或低层次事物来认识,认为低层次或局部的问题解决了,高层次或整体问题自然也就能解决,解决了许多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但是仍有大量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而后来发展起来的整体论强调从系统全局和整体视角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但往往是从整体到整体,从定性到定性,对于生命、思维、社会等领域的一些问题,由于子系统的泛化等原因,也是无法解答。其原因在于,人类社会并不是简单、线性、有序、决定的因果关系,而是复杂、非线性、非简单的决定关系。[7]特别是进入当代社会,全球化、高科技、网络化、信息化等一系列重大因素的发展变化,引起了国际国内局势的深刻变革,引起了经济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变化,使得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复杂的、可变的、整体的巨系统。因而靠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认识工具已经很难认识和解决复杂的社会巨系统问题。[8]由此,国内外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探讨关于人类社会复杂巨系统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法。在国外,20世纪8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Gell-Mann等人发起成立SantaFe研究所(SFI)专门研究复杂性问题。在国内,从20世纪70年代起,钱学森等提出把还原论和整体论有机结合的系统方法论,此后形成了以综合集成思想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运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科学总体研究。逐渐地,集成作为一种适应现代会、解决社会复杂巨系统问题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开始被人们广泛认识和接受,成为人们认识、防范和解决经济社会中面临和可能发生的全局性、长远性、突发性重大问题的重要思想工具。   集成广泛存在于自然界、技术领域和人类社会中,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思维和方法,是指为实现特定目标,集成主体创造性地对集成单元(要素)进行优化并按照一定的集成模式(关系)构造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系统(集成体),从而更大程度地提升集成体的整体性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更加有效地实现整体功能倍增或涌现的过程。[9]集成思维强调系统内部和内外之间的双向交互作用的整合效应,具有价值性、主体性、整合性、动态性、协同性、倍增性等显著特征,充分显现出现代思维方式的性质。这种思维是还原论思维与整体论思维的有机结合。利用集成思维处理复杂问题、进行决策,具有更加严谨的过程和更大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运用还原论对复杂性问题进行分解、分析,也要从整体的角度对其进行综合、审视,这二者的结合以实现系统整体的功能与任务为核心。这种从整体出发、分解论证、整体收敛的分析与决策过程,能够有效避免局部最优但整体功能缺失这一风险和问题,同时也有利于科学决策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在长期的建设实践中,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偏重从社会需要出发,从“统治”或“管理”的需要出发,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践和理论研究,这是我国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具有单一性、单向性等特点和局限,越来越难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复杂系统问题。随着现代治理理念的不断强化,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开始跳出政治需要单一思维之圄,越来越注重从“现实的个人”(及其现实生活和实践活动)这一社会系统存在的根基出发谋篇布局、推进实践。党中央提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始终围绕大局,服务中心,立足于“五位一体”的治理体系全盘布局、系统推进意识形态建设,更加注重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发挥,更加重视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互动方式及动态调整,既强调社会需要,也强调以人为本,既强调结构完善,也强调基层创新,全面推进多元主体管理、民主管理、参与式管理、互动式管理,着力整合意识形态领域内外资源,形成齐抓共管的思想宣传工作机制,不断丰富和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方法,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实效。这都体现了集成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是对过去意识形态治理思维方式的超越和提升,实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思维方式的当代转换。

  三、整合增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现实诉求

  意识形态治理是一种社会实践,也一项系统工程,是一个由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载体、治理环境等要素构成的集成体,其要素必须以科学的方式集合起来,形成紧密联系、动态发展的整体,才能实现其应有功能。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讲话精神,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加强意识形态治理,“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10]。可见,准确把握意识形态治理的规律,充分激发意识形态工作的活力,实现意识形态领域各要素整合增效,是加强和改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现实动因,也是其落脚点所在。

  总体而言,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是有序的,党和国家对整个意识形态的领导坚强有力,对意识形态的管理逐步改进,对意识形态的治理不断完善,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发挥着巨大的精神激励作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以致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无序甚至紊乱现象[11],反映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在要素整合、协同发展、动态创新等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亟待进一步加强整改建设。

  第一,价值主导的弱化倾向。主要表现为领导干部、主管部门、主流媒体、教育战线四个方面在思想防线上的松懈、疏忽和失职。有的党员领导干部自身不过硬,价值观出现偏差,没有发挥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示范作用,甚至成为反面教材,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影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服力的发挥。有的党政部门、司法机关,将经济、法律等问题与政治问题分裂开来,对意识形态问题缺乏敏感性,对西方国家处心积虑推动的“颜色革命”缺乏警惕性。有的主流媒体因政治版块与消费版块相互抵触,造成主流意识形态的“无知觉”淡化,有的甚至借自由思想学者口径,发出所谓“群众心声”,传播所谓“普世价值”,对反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论丧失辨识能力,大开方便之门,没有很好地担负起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急先锋的责任。有的高校只注重科研成果、学生就业率、综合排名等指标的增长,对于意识形态工作、核心价值观的培养重视不够,对大学讲坛、大学课堂教师言论的政治严肃性的监察缺位,有的教师利用学术讨论之由,大肆宣扬西方社会思潮,致使自由化思潮甚嚣尘上。[12]

  第二,新兴媒体的无序状态。当前新兴媒体已经成为信息交流、文化传播、价值引导的重要媒介,但对于新兴媒体的治理还停留在原则性、政策性规约层面,对于整个新兴媒体场域的文化治理、价值主导问题,还缺乏系统化、制度化和可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主管部门缺乏应有的危机感和主动性,在具体执法过程中因为缺乏明确法规依据而不好下手,感到无奈,以致一些非主流意识形态、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甚至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言论在新兴媒体中大行其道。如有的网站热衷于传播娱乐、色情、暴力、宗教仇恨、民族歧视等不良信息,以此吸引网友眼球、赚取更多的点击量并从中获益。特别是一些网站报道未经证实的假消息,或者夸大宣传,或者放任一些“水军”以极其恶劣的方式进行“网络营销”,人为地制造一个个“热点”、“焦点”,传播一些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虚假新闻、“爆炸消息”,这些不文明、失范甚至违法的网络言行,造成了网络文化生态的失衡,容易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不利于社会主义网络文化的建设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

  第三,文化市场的紊乱现象。由于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全面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思潮与文化也越来越多样化,文化市场中的文化产品在得到极大丰富的同时,也出现了良莠不齐的问题,十分突出的是文化消费主义潮流扑面而来。当前,一大批消遣性、娱乐性、追求感官满足、拒绝深刻、淡化审美精神的文化产品大行其道,特别是西方通过各种影视、流行文化、理论思潮对我国加紧文化渗透;同时我国传统文化中沉淀下来的一些封建余毒,也沉渣泛起,以重新修饰、改装过的外表冒了出来,使得广大消费者无所适从,也无从选择,以致一些年轻人将反主流、反传统、反智主义当成一种时尚。   四、集成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创新路径

  治理是一种促使要素集成,并形成有机系统的活动;集成是对集成要素进行优化并按一定模式进行系统构造,从而使功效倍增或功效涌现的过程,具有目标协同原理、竞争互补原理、非线性原理、反馈原理、功能倍增原理[13],其基本思想是整合增效。可见,集成与治理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治理需要以集成思想和方法有力推进,而有效集成也需要有效治理以保障顺利实现。对于意识形态治理这一复杂性社会系统问题,我们应牢固树立集成理念,科学运用集成原理,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方法途径创新。

  第一,引导目标协同。集成主体实施集成行为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要明确集成目标,二是要与集成对象就集成目标与各自具体目标达成一致。[13]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根本目标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集成目标,但是由于治理主体的多层次性、治理内容的多样性、治理环境的复杂性等原因,各集成对象的具体目标与集成目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就治理主体而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主体包括多个层面:既有主导主体(党和国家及其工作机构),又有参与主体(社会组织),还有终极主体(人民群众)。[14]在现代治理中,不同主体仅靠自身努力是难以甚至无法实现治理目标的,再加上受到认识水平、利益考量、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不同治理主体对于集成目标在认识上是存在差异的,比如党员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明显高于一般群众;在定位上是存在区别的,比如招商部门关注经济发展指标增长,而教育部门关注教育水平和质量提升;有的甚至还存在相互抵触的现象,比如,有的地方政府偏重追求经济发展指标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等等。对此,我们应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引领地位,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党政机关、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的实践能力、协同能力,使不同层次的意识形态治理主体努力达成共识,摒弃错误,合理定位,统筹推进,将集成目标与具体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各集成对象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各个层次的具体目标,最终更有效地实现集成目标。

  第二,促进竞争互补。在一般的系统中,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稳定的。而在集成过程中,集成对象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它们在相互竞争冲突中选择自身最优功能,进行互补匹配和持续优化。[13]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对象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思想的内容,包括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等;二是关于物的内容,包括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机构设施、资产等;三是关于人,包括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工作人员及相关社会成员。[14]这些治理对象及其内部要素在一般系统中,同样有合作或冲突关系。如党政机关主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间组织自觉倡导良好社会风气的互补,主导性传统传媒与大众化网络平台竞争,传统民族精神与现代创新精神的呼应,等等。而在集成体中,这些要素之间的合作或冲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们能够在集成主体的干预下进行重新组合和自我优化。因此,我们要正视意识形态治理各集成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要根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集成目标要求,选择最佳时机、最佳方式进行结合,发挥出这些要素的最佳状态,使各要素互补匹配,在集成过程中得到优化,从而超越一般的优势互补。

  第三,突出整体效应。在集成体中,集成对象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相干作用,各集成对象之间通过相互竞争、制约和耦合匹配,呈现出整体凸现效应,从而使集成体发生质的飞跃,而满足叠加原理的线性系统则不具备这样的优势。[13]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具有鲜明的非线性特征,但以往我们习惯于将其视为一个简单的线性系统,过于注重系统内部的层级管理和精细分工,在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叠加效应上下足了功夫,而忽略了这个系统内部和内外之间的非线性作用,以致意识形态工作的协同性不够,很多资源的潜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我们应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看作是一个动态非线性运动的过程,将关涉意识形态的诸多问题、现象、要素均纳入考察对象和治理范围,深入分析和发掘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制约或耦合匹配关系,并通过竞争或合作方式,使各类资源在看似无序交织的过程中实现有机组合,进而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产生聚变优势。

  第四,实现功能倍增。集成理论兼有还原论、整体论的优点,既注重对复杂性问题进行分解分析,揭示局部规则何以导致系统宏观变化,也注重从整体角度对其进行综合审视,揭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如何实现,反映了集成体整体功能倍增的基本过程。而这个过程,具体来说,又表现为功能重组、结构重组、过程重组、协同重组。[13]在单一还原论思维下的意识形态工作,可能会因为过于关注局部而陷入过度简化的陷阱;而在单一整体论思维下的意识形态工作,则可能过于注重结构而陷入故步自封的陷阱。我们应全面审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功能、结构、过程和协同问题,既从局部也从整体出发考量,进行动态重组。一是进行功能重组。比如,自媒体原本是网民的个人社交平台,对主流媒体具有一定的消解作用,如今也被宣传思想工作部门拿来传播意识形态。因此,不同要素的功能,在一定条件下需要进行重组。二是进行结构重组。比如,随着现代人心理问题的增多,心理健康教育逐步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而随着社会与个人需求的不断发展,意识形态治理在内容结构、空间结构等方面都必将进行新的调整。三是进行过程重组。比如,在网络空间中,由于网络的平等性、虚拟性,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身份变得模糊,影响和被影响的过程也难以截然分开。因此,根据实践的新特点、新要求,我们可以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过程进行重组和优化,建立起新的秩序。四是进行协同重组。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形势、更加艰巨的任务,尤其需要加强集成创新、协同创新,要对各要素进行协同重组。比如,在主体协同方面,高校与地方可以共同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实践协同创新中心,集成高校和地方的学科和相关优势,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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